中国男士是否真的难以匹配中国女性的标准？为何有人认为中国男士不够匹配中国女性？
大约一年前，此议题曾引发热议。当时一篇热文指出：“在上海街头，女性群体显然比男性更具气质……如今男性要么显得猥琐，要么畏缩不前，鲜有令人赏心悦目者，而女性普遍优雅大方。女性外貌紧跟国际潮流，相比之下，男性不注重健身，年轻时就啤酒肚，仪态欠佳，即使穿着讲究也难显气质，更有秃顶、满脸痘痘者……”。文章还提到外国男性注重健身、时尚打扮、绅士风度，并得出结论：“中国男性难以匹配中国女性”。
无论男性是否愿意承认，这一现象确实揭示了社会的某些普遍态度：女性普遍更注重自我装扮。因此，常听到这样的言论，中国男性油脂满面、体型臃肿、衣着朴拙，似乎与那些时尚亮丽、精心打扮、身材曼妙的女性显得“格格不入”。
然而深入这一问题，易陷入误区：个人价值如何评价？正如上文所述，外貌、体型、装扮固为人的自然价值，但作为社会成员，讨论“匹配”时不权衡社会价值，显然缺乏科学性。
事实上，我始终觉得“中国男性不如女性”是个错误的论断。在十四亿人口中，难道不应对“婚配价值”进行细分吗？毕竟，也有优质男性，他们教育良好、外表出众、经济稳定，且不沾染大男子主义。我也能领会持此观点者的意图，或许他们认为“同等阶层的男性不足以与女性相匹配”。
男性有层次之分，女性亦然。然而，三等男子相较于三等女子或许略显逊色，一等男人才堪称与三等女子相匹配。或许这正是“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”观念的根源。实则，所谓的“配得上”与“配不上”实为伪命题。正如奶茶选择刘强东，并未感到委屈。女性同胞探讨觉得有多少男性配得上自己，确有讨论的价值。
那么，如何评价男女价值的高低？是否只需男性与女性价值相当即可？
今日一则新闻引人瞩目：苏格兰一名失业电工，假扮莱斯特城主帅拉捏利，竟在短短一周内吸引了26位女性。同一张脸庞，相同的不再年轻的面容，仅凭变换身份，便使得平均每日有三四位女性倾心相随。这一事例极具说服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并非国内案例，其中的女性并非只青睐身强体壮的男子。
这位老者最后给出的解释颇具道理：“我从未欺骗她们，毕竟我并未自称拉捏利，她们却误以为然。我只是未加澄清而已。”这恰恰映射出，同一躯壳之下，社会价值的差异具有多么关键的影响。
欲深入探究男女匹配中的价值观念，不得不提及恩格斯经典之作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。恩格斯以母系氏族为起点，阐述女性当时地位较高的原因：原始时期，男性狩猎、女性采集，动物智慧高于植物，导致男性狩猎成果不稳定，女性采集则提供稳定食物来源。男子若空手而归，仰赖女性生活，女性地位自然提升。但随着人类进入农耕文明，男性体力优势显现，农业文明中重男轻女观念由此而来，因男性成为主要劳动力，创造更多价值，掌握更多生产资料，人类社会亦由母系转向父系，男性成为社会主导。
无论男女权力争论如何激烈，共识之一是：女性地位虽较封建时代有所提升，但社会依旧男性主导。在此背景下，评判男性常以社会价值为重，而女性则易被其自然价值所衡量。恋爱婚姻中，男性理想中的女性往往是貌美、胸丰、腿长，甚至温柔贤淑也属自然价值。女性对男性的要求，如事业心、职业前景等，均为社会价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追求“小鲜肉”、“腹肌男”的女性群体，多与经济独立的女性重叠，她们更看重男性的自然属性。然而，这类女性并非主流，许多县城、农村女性仍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，男方提供的住房成为关键条件之一。
我所说的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在当下社会环境中，男性的社会价值往往被置于其自然价值之上，导致他们忽视外貌修饰。而在男权社会语境下，女性则面临相反的要求，青春貌美者获得赞誉，而女学霸、职场女强人、女博士却常遭遇不公歧视。因此，“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”实为伪命题，此论忽略了社会属性价值，仅着眼于自然属性的匹配。
张艺谋执导《山楂树之恋》时曾言，昔日美女多嫁英俊少年，如今却倾向年长二十载的成功人士，基因中和令美女稀缺。昔日贫困时代，自然价值至上；如今，美女嫁于“成功男人”，实为社会价值与自然价值的权衡，如市场交易，公平置换，何来匹配与否？
需强调的是，我所阐述的仅是社会现象，并非个人见解。请田园女权的朋友们笔下留情。社会对女性的评价往往偏重于自然属性而非社会贡献，这显然有失公允。毕竟，我们已远离了体力劳动和战争年代，无需过分强调男性体力。但在现代，女性博士和职场精英被污名化，女性价值被简化为生育和家务，这是极不公正的。为了避免极端女权人士的误解，我必须澄清这一点，女权话题敏感，令人忌惮。
这也揭示了社会现象之一：女性在择偶时更倾向于“上迁婚”，即寻找社会价值高于自身的男性。在父权体系中，女性提升阶层的途径有限，婚姻往往成了她们主要的晋升手段。尽管现代工作中的女性并不比男性处于劣势，但隐性的性别歧视依然普遍存在，尤其是在晋升通道的狭窄上体现明显。政界和商界的女性精英比例便能直观地说明这一点。
因此，现代社会普遍出现了女性“上迁婚”现象，她们通过选择社会价值较高的异性以实现阶层提升。这一现象导致了“剩男”与“剩女”问题的产生。观察图表可见，底层男性因无法满足女性对高社会价值的需求而被淘汰，尤其在性别比例失衡的背景下，贫困农民群体成为了主要受害者，“光棍村”等现象早已司空见惯，也成为拐卖女性的犯罪温床。同理，若将“剩男”以上的男性群体上移，理论上女性将面临高价值男性短缺的问题，导致部分女性无法找到匹配的对象。显然，“剩女”并非找不到配偶，而是难以找到满足其高标准的伴侣，尤其是高价值女性，对配偶的要求更高，匹配难度相应增大。
在普遍存在的“上迁婚”文化中，婚姻市场呈现出底层男性的激烈角逐与上层女性的竞争态势。底层男性中，缺乏竞争力的个体被淘汰，成为婚姻市场的牺牲品，如购买越南新娘等现象即源于此。但这并不等同于女性地位的提升。上层女性的竞争体现在自然价值上，因此她们对身材和外貌的要求远甚于男性，不惜投入大量资源。简言之，在父权社会，婚姻是女性自然价值与男性社会价值的交易。由于国家对女性生育成本的补偿不足，主要依赖家庭，即男性，故男性需有额外收入作为补偿。
诚然，如前所述，众多女性已置身社会顶层，她们不再依赖男性的地位与财产，便能享受优渥生活。于是，她们对男性的评价标准，自然地从社会价值转变为自然价值，如“小鲜肉”“六块腹肌”等标签因而流行。这导致“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”的观念传播。在男性还未认识到自身自然价值之时，这种评价偏差实属常态。补充一点，我所了解的最高阶层女性，如上市公司女高管、女基金经理，她们豪车相伴，北京多套房产，生活极其滋润，她们已无需男性配偶，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自然价值的配偶。
1. 我们可以观察一个典型的极端男权社会——印度为例。在印度，嫁女成为家庭的一项巨额负担，据往年数据显示，普通农民家庭嫁女至少需2至4万美元嫁妆。嫁妆的多寡决定女性在夫家的地位，成为她们在畸形男权社会中唯一的上升通道。2. 高额嫁妆是女性之间竞争的结果。若嫁妆不足，印度男性甚至可能残害妻子。据统计，每年约有9000名妇女因嫁妆问题丧命，更多人致残或留下永久伤害。自21世纪以来，嫁妆命案发案率每年增长4.4%。3. 在印度，“祝你生个女儿”被视为一句诅咒。女儿意味着家庭负债累累，因此农村溺死女婴现象严重。
在中国这个轻度男权社会，与印度极端男权形成鲜明对比，女性并未完全依赖于男性，巨额嫁妆现象并不普遍。相反，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巨额彩礼。我国并非极端男权，男女比例失衡下，底层女性竞争相对缓和。底层“剩男”尚存追求，而印度最贫困阶层基本自暴自弃。感谢土改破四旧，砸碎封建土壤。若非土改，中国或成印度翻版，女性权益及一夫一妻制均难以实现。印度农村封建气息浓厚，视女性为物品。我国特殊时期虽有“矫枉过正”，但铲除封建大山功不可没。六十年代，我国大学男女比例均衡，东亚三国中，中国妇女就业率最高，与日本韩国相比，可见“夫为妻纲”传统观念之影响。
陈述了诸多赤裸裸、血淋淋的现实，文章若止于此似乎略显残缺。不妨再添些许令人向往的美好篇章，以充实全文。
在男女婚恋中，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爱情的元素。仅将“匹配与否”作为评价标准，却忽略了爱情在婚姻中的核心地位，从而将男女关系简化为物质化的判断。爱情之所以发生，心理学称之为“拼图效应”，诗意地说，便是那唯一能开启心灵之锁的钥匙。此中，自然与社会价值非决定要素，而是双方性格与脑内多巴胺的奇妙交融，成就了伟大的爱情。
现实中，众多男女跳过“爱情”阶段，径直拥抱“亲情”。虽然将婚姻建立在爱情之上理想化，但爱情的力量无处不在，深刻左右我们的选择。至于“爱上”的人是否“匹配”你，评判标准复杂，涉及多巴胺与神经电流。如幽默、身材、生活习惯在恋爱中的权重，因人而异。
心理学中，“无条件的爱”理念指的是，即便对方不美、不富、不迷人也无魅力，我仍深爱着Ta。心理学家John Welwood视其为心灵深处的触动，它能熔化心中冰封的角落。这种爱，是对 Ta 本质的坚守，只因 Ta 是 Ta 而爱。（Davenport,2013）
关于爱情的形成机理，心理学家与生物学家在众多理论前沿各抒己见。正如我在探讨同情心的文章所述，人类拥有诸多超越金钱、阶级、社会、种族、国家的美好情感。这些情感不仅激励个人奋斗，更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行。
